几乎在每个人身上，原生家庭生活中留下的印迹都是无法彻底消除的。这个印迹如影随形，一定会在你人生的某个时间和地方，不经意地袒露出来。
十二月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答辩，张智得到的答辩评议结果是“有条件通过”。
这是张智的导师田东晟教授和张智本人都没有想到的，然而，这个“有条件通过”的结果，却又是田东晟教授自己主动提议的。
张智的开提申请在暑假前交给田教授之后，田教授对论文选题的依据、国内外研究进展，以及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等，都进行了严格的审核。
在此基础上，田教授叮嘱张智，在撰写开题报告时，一定要进一步大量阅读国内外文献，在题目的可行性论证上，切实做到具体、扎实。
张智十一假期结束回到海东一周后，田教授再次针对论文开题的创新点以及可能遇到的不可控因素等，与张智进行认真探讨。
张智根据导师的意见逐一进行了修改完善，并且在参考文献列表中，添加了他新近刚刚开始阅读的一篇出自国内一家科研机构的论文。这篇论文他刚看了引言部分，觉得参考价值非常大。
张智的开题答辩定在十二月中旬。
但十一月份，协会有一项赴国外考察活动，作为秘书长的张智，是考察团主要成员之一。考察活动前后用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再加上考察前的准备和考察后的总结收尾工作，答辩前留给张智阅读文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就是这不多的时间里，张智还把他最后添加在文献列表中的那篇论文给遗漏了，没有再对其进行深入的阅读和分析。
答辩会上，答辩组成员对张智论文选题的理论机制和模型、课题本身的方向性等内容都予以认可，答辩的大部分过程是顺利的。
不过，在答辩的后半部分，答辩组长根据张智的答辩陈述，却偏偏提到了张智遗漏的那篇论文。
“作为一个部属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你从实际工作的体会中，对这份文献中提到的关于一个国家是应该支持‘无用的’基础科学研究，还是应该将资源集中于技术的转化和应用研究的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显然，答辩组长研究过这份文献。
其实，回答这样的问题，即使超出了答辩者事先所做的准备，但对于一个已经从事了多年科研工作的人来说，只要用辩证的观点去阐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转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这样，就不会太偏离教授们想要的答案。
有着多年科研一线工作经历的张智，并不缺少这种认识问题的基本素养。而且，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解决科研中的难题，也是他一贯遵循的原则。
但问题是，在张智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里，他是不看重基础科学研究的。
这种潜意识的形成，主要来自家庭的影响，来自他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留在他思想中的深深的烙印。
这种潜意识指导着他，做任何事情，都要以解决眼前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眼前的问题都解决不好，那又何谈未来。
这种潜意识早在他报考大学专业的时候就已经被映照了出来，以至于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他也一直在试图配合父亲要他多搞“短平快”项目的建议。
于是，张智回答：“如果一个国家短期内想要增强技术和经济的实力与竞争力，就必须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能很快产生市场效益的技术转化以及实用性技术的研究，以此推动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田教授在张智的开提申请中，是没有看到这份文献索引的，之后张智把开题报告完整提交给他的时候，他没有再去重点关注文献列表这部分内容。
技术转化工作会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在短时期内就能见到成效，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诱惑。此刻，他听到张智回答问题的主观性表现得过于强烈，而这种主观性显然有可能左右张智博士论文课题研究的方法和最终的结果。
于是，他提醒张智：“从历史的观点看，将资源集中于应用研究和技术的转化，应该说，这种观点的目光是短浅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科研体制局限于技术转化上，显而易见，经过一段时间，被弱化的基础研究不能发现新的知识和新的现象后，应用技术的发展也一定是受到制约的。”
提出这个没有任何学术难度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答辩组长的一番好意。田东晟教授治学严谨是大家公认的，答辩组长想用这样一个对张智来说可以充分发挥的一个问题，来让这次开题答辩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但是张智对这一问题非此即彼的相对绝对化的认识，让答辩组长也不得不接着田教授的话对张智进行引导。
“从发现一个新的具有可行性和研究意义的科研目标，到研究成果市场化，通常大约需要二十年到四十年的时间。这个时间跨度对追求效益的实业家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对于科研工作者也同样，用二十年到四十年，有可能就是一辈子，可能只能做一件事，而且不见得最后能够成功，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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