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说一个轻松一点的例子吧。”
梁处长接着说：“在北京，有段时间大家都在议论一件事，这件事是这样的。北大所属的一些企业在香港上市，股价在二十块钱的时候，有人向学校建议，可以转让一部分股票，这样就可以兑现几个亿的资金，用于学校的发展。”
梁处长的这个例子，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
“但是，这个建议没人敢采纳，因为股票价格瞬息万变，如果这个时候卖了，万一过一段时间一下子又涨了好多，那肯定会有人骂这个建议把股票卖出去的人，说你卖便宜了，让国有资产流失了。”
“奇怪得很。大家怎么都不去想股票还有下跌的时候呢，都不去想如果股票下跌了，客观上不是同样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吗，但这个时候，是不需要任何人来担责任的。”
“是啊，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人开始议论。
“国有资产增值难，根深蒂固的原因，就是缺少责任与权利的相互匹配。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这样一来，客观上就会导致人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梁处长的话说到这里，参加会议的人都陷入沉思。
又有职工代表发表看法。
“现在，有好多私营企业总是想挂靠在政府部门或者国有企业身上，就想戴一顶‘红帽子’，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保护，一旦有了问题，能进能退，最后受损失的，还是国家。我们认为勤凯公司就类似这样的情况。”
“大家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有一点需要澄清，现在，一直带着这种‘红帽子’的勤凯公司，就是想通过股份制改造，把这顶‘红帽子’摘掉。”林院长明确表示道。
马涛也向大家作进一步解释。
“为什么要摘掉，因为勤凯母公司就是想成为一家是以曙光院研究院为主发起人，集产研于一体的科技公司，而经过改制后的勤凯子公司，除国有资产股份外，将完全脱离曙光院，然后，母公司和子公司将共享管理信息、系统资源，从而实现一种联结经济。”
“这种联结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联结的各方能够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做出迅速的反应。以地域关联、资金链接为纽带，使勤凯子公司和母公司真正整合为一个市场化、现代化的战略联盟，最终，将使曙光院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发展壮大。”
党委副书记马玉良是曙光院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他说：
“构建子公司组织架构，不仅可以为科研成果产业化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而且，通过实现产权多元化，未来，勤凯公司还可以引进战略投资者。”
“同时，因为我们是子母公司，我们可以享受到西城市政府的科技创新专项基金等一系列政策。在这样真金白银的保护和支持之下，我们就是要鼓励科技人员走出象牙塔，带着成果去领衔创办科技型企业，并与企业共担风险，这样，更有利于激发每个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会议的走向，已经开始呈现一种目标趋同的氛围。
“还回到我刚才提到的WH公司。”
梁处长说：“WH公司的特殊之处在于，和不少国企浅尝辄止的改革不同，它从改革第一天起就非常坚决，没有因为任何阻力和困难退缩，公司几任主要领导者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下来。”
梁处长还不无感慨地说道：“所有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创业时要冒很大风险，这种风险既来自体制上的风险，也来自市场上的风险。”
“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可避免的风险，很多曾经成功的企业，已经陆陆续续销声匿迹，很多曾经成功的企业家，最后默默无闻被人遗忘，有的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
此时的马涛感受到了组织上的关怀与支持，他觉得自己并非一个人在孤军奋战。
林院长恳切地对大家说：“我们想做成一件事情，但又没有很好的想法，也没有相应的能力，而有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愿意去帮助我们实现某种梦想，而且这种梦想并非空中楼阁，那我们就应该力所能及地支持让人家去做……”
副市长牛铭一在西城高新区调研时，了解到勤凯公司的这次改制情况后，感慨道：“西城市科技实力雄厚，但一直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不强，众多科研机构的成果不是藏在深闺人未识，就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现在，以部属科研单位曙光院为依托的勤凯公司在进驻高新区的同时，进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这将大大促进西城市科技型企业‘不长个’和科技成果‘总是孵不成鸡’的局面的改变。”
为了配合勤凯公司的改制，牛铭一要求西城高新区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争取为勤凯公司提供最大的政策红利。
马涛的改制方案，终于得到了上上下下的理解和支持，他开始踏上成为一个真正企业家的梦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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