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认定是由于我们的失职，才致使他神智不清的母亲办理了赠与手续，进而气势汹汹离开的大叔，在离开之前，满脸怒容，双目圆睁得好似铜铃，额头上青筋暴起，犹如一条条狰狞的蚯蚓。他紧紧咬着牙关，从牙缝中恶狠狠地撇下一句话：“我一定要去法院告你们，让你们承担责任！”说完，他猛地用力甩了一下袖子，那衣袖在空中划过一道凌厉的弧线，发出“唰”的一声响。紧接着，他迈着大步，每一步都重重地踏在地上，仿佛要将地面踩出一个坑来，带着满腔的愤怒大踏步地离开了，只留下一个充满怒火的背影。
我们严阵以待，做好了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每一天，大家的心里都绷着一根弦，时刻关注着是否有法院传票的到来。工作时也难免有些心不在焉，时不时望向门口，期待又害怕法院传票的出现。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等了许久许久，始终没有等到法院送来的传票。
不过，他决然不是那种面对问题毫无行动、甘愿默默忍受一切不公之人。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和权衡利弊，他最终慎重地挑选了一个相对而言成本更为低廉、操作也较为便捷的维权途径，那便是信访。
当得知大叔选择了信访这条路，科长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一方面，他理解大叔作为子女，担心母亲权益受损的那份急切心情；另一方面，他也坚信单位在办理业务时是严格遵循规定流程，没有任何失职之处的。但无论如何，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积极应对、妥善解决才是当务之急。
科长立即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应对小组，成员包括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和善于沟通协调的工作人员。大家围坐在一起，认真分析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商讨出了一套详尽的应对方案。
首先，科长决定亲自与大叔取得联系，约他当面进行一次坦诚深入的沟通。电话拨通后，科长语气诚恳地说道：“先生，我知道您对母亲的事情非常着急和担心，但我向您保证，我们会认真对待您的诉求，咱们找个时间当面谈一谈，把事情彻底说清楚，您看怎么样？”大叔一开始还有些抵触，但在科长的耐心劝说下，最终同意了见面。
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一个安静的会议室。科长提前到达，准备了相关的资料和文件。大叔到来时，依旧满脸的不悦，但科长始终保持着微笑，热情地招呼他坐下。
科长开门见山地说道：“先生，今天约您来，就是想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先请您听我把我们办理业务的整个流程和依据给您详细说一说。”接着，科长条理清晰地将每一个环节、每一份文件都向大叔进行了展示和解释，并且着重指出了赠与人在办理手续时的清晰表达和自主意愿。
大叔听着听着，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但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就算当时看起来是清醒的，可我母亲毕竟年纪大了，而且平常确实有些糊涂的时候，你们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办了？”
科长耐心地回答道：“先生，我们办理业务有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当时不仅有工作人员的现场判断，还有监控录像作为证据。而且，我们也对赠与人的身份和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确保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的。
为了让大叔更加信服，科长还特意播放了当时的监控录像。大叔仔细地看着，虽然嘴上还是不太愿意承认，但眼神中已经透露出了一丝动摇。
见此情景，科长趁热打铁地说：“先生，我非常理解您作为子女的心情，担心母亲的利益受到损害。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办理过程确实没有问题。不过，既然您对此事如此在意，我们也愿意进一步了解您母亲的情况，看看是否有其他可以为您提供帮助的地方。”
大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道：“其实我也不是非要争这房子，就是觉得母亲这么大年纪了，万一以后她自己都不清楚这件事，我心里过不去。”
科长点了点头，说道：“您的这份孝心我们都能感受到。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去您家里看望一下您的母亲，亲自和她聊一聊，确认她的真实意愿，您觉得如何？”
大叔想了想，同意了这个提议。
于是，科长带着我来到了大叔的家里。见到老人后，科长亲切地与她交流，询问她关于赠与房子的想法。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思维还算清晰，明确表示这是她自己的决定，并且对这个决定没有任何后悔之意。
看到母亲这样的态度，大叔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科长说：“看来是我误会你们了，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真是对不起。”
科长笑着说：“没关系，先生。您关心母亲的心情我们完全理解，这也说明您是个孝顺的儿子。只要事情弄清楚了，大家都能安心。”
在解决了大叔的疑虑后，科长并没有就此放松。他回到单位，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召开了一次总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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