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萍耳边轰地一声，她的心一下抽紧了。她痛苦地闭上眼睛，心里一遍一遍地诘问：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她自以为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
她不相信会败在公安手里，她痛苦地闭上眼睛，又抱着最后一丝侥幸，低低地说：“我只要看上他一眼，我就全部都讲给你们听。”
她没有想到，她那有着十几年党龄的老父亲，在政策的感召下已经交待了移尸的全过程。
当她得知父亲曾痛苦地表示：“杀人偿命，让我替我女儿去死吧！”她悲叹道：“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把我父亲给拖进来啊！”
面对高亚平期待的目光，她悲叹一声：“高队长，打一看到你，我就知道我是瞒不过去的了。”
萍萍当初蹬掉她教书匠的丈夫，丢下女儿，嫁给陈老板，多半是冲着上海这块令人向往的热土来的。陈老板在上海事业做得很大，她想把家安在上海，今后她跟女儿的发展都是很有希望的。再说陈老板确实一表人才，尽管学历低了些，她想这点是不能求全了。
然而她没有料到，陈老板婚后劣迹复萌，频繁地和别的女人鬼混，竟发展到当着她的面跟情人在电话里调情。
她先是好言相劝，后又严辞指责，陈老板竟以“她比你漂亮”相讥。
当她终以离婚相威胁时，每次都在吵闹之后，被人高马大的丈夫拳脚交加地制服下去。
当丈夫终于冷静地接受离婚时，她提出要求想分得上海的一处房产，哪知陈老板严辞拒绝：“房子和财产都是我乡下的儿子的！你一点也别想拿走！”
结婚一场，人财两空，她咽不下这口气。一气之下，她在陈老板的牛奶里下了安眠药，想在睡梦里杀了他！
半夜里，她见老板睡得很死，伸手推了推他，丈夫翻个身，嘟嚷了一句：“干吗！这么晚了还不睡？”她心里一惊，没下手。
1998年9月8日晚，陈老板去给前妻和儿子送抚养费回来，触景生情，她又为财产分配与丈夫恶吵了一场。睡觉前她将安眠药装在维生素C的瓶子里给他服用，由于加大了剂量，她见他睡得很死，推了几次都不动，遂抡起桌上的啤酒瓶狠狠地砸死了他。
她想找街上的民工相帮运尸，又怕被告发，只得求助于老父亲。为了借运尸的车子，她拨通了前夫的电话，以借车跑了趟生意为由，条件则是前夫今后要看女儿，她可以大开绿灯。因此她借到了一辆客货两用车，谁知车没到码头就抛锚，她只得再找民工推车。她没有想到她为民工买饮料之举已成为警方查案的一个证据。
当她和父亲到江边察看了抛尸点，如此这般地实施了运尸埋尸的全过程后，她又赶头班船赶回崇明上她的第一节课，时间安排得有条不紊，给警方摸排造成了没有作案时间的假象。
高亚平从陈老板居室的卫生间吊顶上搜出了萍萍用皮带串起的项链，戒指和手表。然而在他脑海里串起的却是这个女人留给世人的教训。?
1999年5月，萍萍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其父被判处尤其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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