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钱逸飞手上每过一份机密电报都由他破译之后再原模原样恢复交给徐恩增，而密电就通过安插在长城通讯社的胡珺发给情报科。
也就是从这次开始，组织这边算是对徐恩增的行动了如指掌。
特科也是在这一封封密电的保驾护航下不断壮大，行动科的多次行动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顾凤鸣也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成绩，在特科中脱颖而出，作为伍豪先生的副手，主持中央特科的日常事务，兼任行动科科长。
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谁也没想到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中。
时间来到1931年4月的23日，顾凤鸣出差途经武汉时，没有严格遵守纪律，私自外出的时候被国党特务机关发现。随后，他在入住的汉口法租界的饭店被捕。
被捕的当晚，顾凤鸣被押解到国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严刑逼供下，旋即叛变。
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价，他一口气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几乎所有地下组织，使之几乎无一幸免。
而更可怕的是，不仅仅武汉，他的大本营在上海、浙江、南京等地，这才是国党想要的大头
顾凤鸣清楚，南京国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着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汉口被捕后，他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要求直接面见蒋，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
但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俊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他心想大不了直接密电发给徐恩增，难道徐恩增还能是叛徒不成？！
因此在1931年4月25日晚上，国党武汉绥靖公署发出五封绝密电报，要求“徐恩增亲启”。
而这天正是星期五，钱逸飞在机要秘书办公室值班，他敏锐地意识到武汉出大事了，马上拆译电报。
看到电文内容后，饶是钱逸飞见惯了风雨也大惊失色，其主要内容为：顾凤鸣被捕，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土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用军舰太慢了，若有可能改用飞机押送。
天捅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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