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武三年五月就在伊洛这场大决战中结束了。
而之后的六月、七月、八月三个月份，不仅泰山军表现得相当克制，就连整个天下的乱战也减少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众诸侯要私下串联共同结盟，而是之后的三个月真的是太热了。
这一年的七、八月是张冲来到这个东汉大世最热的两个月，连京都边上的洛水都快热干了，可见天下其他情况。
所以五月之后的三个月，不是战事减少了，而是所有生命都在减少自己外出的活动了。
炎炎烈日，给甚嚣的天下局势直接踩了一个刹车。
……
京都外的金墉城下，早就支起了数里的凉棚，这些日陆续从各郡国赶来的绣衣卫侯选们终于赶到了京都。
现在的京都在泰山军这里并不叫京都，而是叫行营，因为王上似乎并没有打算在这里定都。
虽然这几个月，陆续有一些“民间人士”上书劝谏张冲定都于洛，这些人的表中简直将世间最美好的辞藻都用在了京都城，似乎京都就是世间唯一的天子之都。
当然，这些人的一些理由也不是没道理的，毕竟在防卫、京畿面积、钱粮转输、交通情况，洛阳真的算是上好的天子之所了。
但张冲还是讨厌京都，讨厌京都所弥漫的一种虚华之气。
在这个城市里，空气中总能闻到浓重的脂粉味，这并不是城中的女眷们用的，而是那些遗留下的公卿。
张冲在破城后，很快就投入到了京都的保卫战中，所以对于城内留下的这些公卿及他们的党羽，除了犯罪者收押治罪外，其他人并没有清理。
而之后的五月就都是在西讨关西，南决袁绍的战事中度过的，张冲并不在城内，留守京都的荀攸等人也并不能做主这件事。
于是，京都的遗老遗少们似乎就这样被遗忘了，连他们都忘了泰山军起家是干什么了的。
所以，本还蛰伏的旧时代公卿们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他们很聪明，并不直接搞什么串联，或者私下以女妻泰山军诸将，而是非常正大光明的开着各种学术讨论。
这些公卿们本来就是经学大家，就是自己不是，夹带里也有的是，再加上此世学术讨论本就盛行。
常有一些经学大佬在名声最高的时候当众讲经，以福泽普通士人。
当然，过往这种讲经会可能几年都开了不了一次，但现在呢？在这些公卿们的组织下，京都城内那是三日一小会，五日一大会。
这种讲经盛况，不知道有多吸引那些京畿周边的士子们。他们在听说京都的学术氛围中，带着仆人，背着木匣就往京都赶。
一时间，从南方北上京都者，不绝如缕。
这般溪流汇江海的盛况，几让人以为盛世再现。
但在这种讲经盛会的繁华下，一汩汩逆流似乎也出现了，在高谈阔论的学术讲经氛围中，似乎产生了一种批评大太的政治正确。
当然，除了一些妄人会直接批评泰山军，大多数人都是隐晦的，侧面的，而六、七月两月的旱情似乎就成了这些人批评大太的绝佳理由。
在汉家的精神世界里，灾异并不是只是灾异，它是天对人间的谴责和警告。
自董仲舒首次提出天人感应的天命观后，这一观念可以在汉以后的士人圈成了主流。
在这些人的观念中，所有人世间的灾异都是因为国家政治有失造成的。
在国家政治还开始处在萌芽的时候，天会出灾异以谴告之。
而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这些完整的行为链条充分反应了“天”之“仁”，可以说真正做到孔子都没做到的三教而后诛之。
这种充满个人自省味道的天人观念，与儒学的经典完美的适配。似乎作为天子只要自省得当，就连灾异也能杜绝。
而顺着逻辑来说，当天的示警已经出现时，那作为饱读圣贤书的大臣们是不是就有道义和使命去劝谏皇帝去做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事情？
所以，从一开始，天人感应就成了大臣们规训皇权的手段。
在有汉一朝，灾异总是与政治活动而联系着，那些臣子的谏讽，那些为了政治斗争而罗织的罪名，都不绝于书。
但这一手段在到了东汉后却发生了逆转，似乎灾异警示的对象已经不是皇帝本人了，而是作为辅政的三公。
每每有灾异出现，当席的三公就要引咎辞职，而发展到了后期就更是极端了，几乎能达到月旬而三公皆易。
这种频繁更换辅政大臣的手段极大的破坏了政治的稳定性，几乎很难有连续性的政策能在朝廷那边通过。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汉庭在绝大时候是处在失能的状态的。
而现在，当一场连绵的旱灾袭来时，那些讲经的前汉家公卿们，似乎打算再次恢复这一“优良”的政治传统。
他们将矛头齐齐指向了正在邺城主持工作的度满，认为其人作为大太的首席门下，就相当于汉家的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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