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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事的起因是袁绍与公孙瓒曾合谋联手夺取韩馥的冀州，但事后袁绍绝口不提分赃之事，公孙瓒憋了一肚子火，恨袁绍恨得牙疼。
袁绍为了息事宁人，也做出了一些退让姿态，把渤海郡太守一职让给了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范，等于是承认了公孙瓒占据渤海郡的合法性，但对公孙瓒占据的其余三郡绝口不提，这让公孙瓒的怒气无法消退。
恰好此时公孙瓒携大胜黄巾军的威名，籍此大肆封官，任命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还任命了治下各郡太守、国相以及县令等若干。
在公孙瓒直摊牌要与袁绍一战后，双方矛盾不断激化。
当双方都意识到一场决战不可避免的时候，除了积极扩军备战，双方还都想方设法给自己拉外援，给对手制造敌人。
袁绍拉的外援是曹操，公孙瓒到处伸手进行为同样惹到了曹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加上袁绍与曹操自来关系莫逆，又共事多年，感情深厚，这种时候自然要叫上曹操一起对抗公孙瓒。
公孙瓒拉的外援是百万黑山军和袁术。
黑山军目前并不是反贼，而是隶属于朝廷的官方势力，其首领张燕在三年前（188年）就被皇帝刘宏封为了平难中郎将。
说起来，世人都知道袁绍的冀州牧是韩馥让给他的，可实际上袁绍的冀州牧根本不合法，冀州牧本应是由皇帝任免的，怎能自行交接？
虽然袁绍走了一个“上表请任冀州牧”的程序，可关键是朝廷此时由董卓把控，虽说董卓把控的朝廷已经不能影响袁绍占有冀州，但法统上董卓是能够以朝廷名义任命冀州牧的。比举虽说没啥实际用处，但却可以恶心恶心袁绍。
前文说过，讨董结束之后，董卓就开始一一清算之前的旧账，任命公孙瓒为奋武将军，就是制衡袁绍的手段之一。
而任命壶寿为冀州牧，则是制衡袁绍的手段之二。
令黑山军助阵公孙瓒共击袁绍，便是制衡袁绍的手段之三。
不过，由于冀州已经被袁绍实际控制，壶寿这位冀州牧无法实际上任，只能选择了在百万黑山军控制区的于毒所部内待命。
袁绍与公孙瓒即将开战，便是壶寿进驻冀州的大好时机。
于是，天下间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魔幻的场景：董卓把持的长安朝廷与黑山军站在一起，黑山军与公孙瓒是盟友，公孙瓒与袁术又是盟友，而袁术正跟董卓正在激战。同时，袁绍和袁术两兄弟又势同水火；另外，之前打算投奔黑山军的三十万青州黄巾军被公孙瓒几近全歼，却丝毫没影响黑山军与公孙瓒结盟共击袁绍，“整个晋西北乱成了一锅粥”。
袁绍其实并不想在这个时候与公孙瓒开战，此刻与公孙瓒开战，他方方面面都处于绝对下风。
首先是身份合法性。因为朝廷另有任命冀州牧的缘故，袁绍的地位非常尴尬，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
其次是实力差距。双方兵力对比，公孙瓒的实力更胜一筹。公孙瓒此时可调用的总兵力有十万人左右，其中骑兵所占的比例较高，战斗力强横。
而袁绍一方的主力部队大都是韩馥原来的人马，且其中骑兵的占比极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步兵战斗力也一般，麾下众军师的军师技又以免技能伤害为主，几乎拿公孙瓒没有任何办法。
虽然张合、麹义、高览都是一流勐将，但他们大都归顺不久，忠诚度尚待考验，万一战场上出现不利的情况，他们会不会落井下石不太好说。
除此之外，袁绍要和公孙瓒决战还必须过一道难关，那就是直面白马义从。
在冀州平原这样的开阔地带，用骑兵打步兵简直就是单方面吊打，来多少死多少那种。
但让袁绍头疼的事还不止这些，公孙瓒不但跟黑山军结了盟，还策反了刚刚归顺他的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且跟徐州刺史陶谦建立了联系，再加上盟友袁术，袁绍基本上已经是四面皆敌。
也就是北面幽州牧刘备此时保持了中立，不然袁绍顷刻间就会覆灭。
袁绍整天跟审配、沮授、田丰、逢纪、许攸、郭图等八大谋士，以及荀或和郭嘉等谋士一块商议，试图找到一条绝地求生之策。
但除了正面一战，哪还有生路？
于是，界桥之战就这样爆发了。
公孙瓒这边一上来就咄咄逼人，率先发布了一个“讨袁檄文”，列举袁绍十大罪状。
第一罪，袁绍当年任职司隶，正值国家多灾多难，太后摄政，何进辅政。袁绍不提出正确建议，纠正错误，而是专门进谗献媚，招来不轨之人，疑误社稷，致使丁原焚孟津，董卓乱京师，是为大奸。
第二罪，董卓把持朝政，挟持天子，袁绍不反抗董卓，反而拍屁股走人，只顾自己逃命，没有履行臣子向天子尽忠的责任，是为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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