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发往京城洛阳的时候，已经是中平三年三月（186年）。
此时天色渐暖，万物复苏，刘备率领凯旋归来的辽东远征军回到襄平城中休整，耐心等待朝廷回复。
在世人的印象里，距洛阳四千里之外的辽东是偏远之地，鞭长莫及。
但实际上不然。
“辽东偏远”仅仅是指陆路。从辽东往返洛阳，走陆路来回需百余日；但若是走水路，从营口乘船穿越渤海，顺黄河逆流而上，则直线距离仅有一千多里，来回只需二十五天，去时逆流而上，需二十四日；回时顺流而下，只需一日。
这就是走水路和走旱路的区别了。
旱路干涩难行，水路又润又快。
而且，走水路优势不单单是快，还不需经过任何势力的地盘，不需经过关卡，不必担心山匪路霸塞道。
想着这些，刘备转而思索起此次的收获。此次远征不但将高句丽国土纳入了辽东版图，还白得亿万财产和三万精锐士卒。
得此横财，辽东郡的基本盘愈发厚实，势力更加强盛。
这本是好事，但刘备开心之余，脸上忽起忧色。
随着他统治的地盘越来越大，需要的对口人才也越来越多，但麾下却没有多少可用之才。目前辽东四郡一应官职，还有许多空缺。
按理说，他已贵为辽东太守，声名显赫，应该有很多大才来投奔才对。
可真实的情况是，没有！
一个主动前来投奔的名士大才都没有！
即使是那些无家可归，避难辽东的士子大才，也需亲自上门去请好几趟，人家才会不情不愿的答应为之效力。
这一点，一直让刘备疑惑不解。因此一回到襄平城，他就把李风带到议事厅，神色焦虑的望向后者，“四弟，为何没有大才主动来投辽东呢？”
“为兄自认为这个辽东太守做得还算礼贤下士，温良敦厚，为何他们一个都不来投奔我呢？”
“大哥莫急，这个问题我略懂一二，你让我想想…”
突然听到这句话，李风也是一愣。
对啊，大哥都两年没卖草鞋了，怎么天下大才还是看不上他呢？
虽说大汉现阶段不同阶层的群体泾渭分明，互不往来，但刘备现在已是太守，打破了阶级壁垒，不至于还被士人看不起吧？
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李风捏着下巴开启头脑风暴，从记忆里搜寻起来。
历史上，曹丕在《典论》中，曾将汉末诸多军阀分为四类；即名豪、大侠、富室、强族。
此四类军阀的倚仗，各不相同。
诸如袁绍、刘表、刘璋等人，主要以“名豪”、“强族”为依托。
与此相对，孙策、刘焉、公孙度等人，对“流寓人士”有着特别的偏爱，而对“名豪”、“强族”则有着天然的憎恶，他们甚至“诛戮名豪强族，威行邻国”。
而公孙瓒、陶谦、以及早期的刘备，主要依托于“富室”与“大侠”。与上述两类诸侯又有不同。
公孙瓒集团的典型特点就是交结豪商。
这种特征不仅出现在公孙瓒身上，刘备身上同样如此。
众所周知，宗法社会下的“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的政治地位最低；因此商人阶层通常都会寻求“政治强人”来保护自身利益。
然而，具备“名士”色彩的政治人物，如袁绍、曹操、刘表那一类人，为了维护自身名分，天然会与商人保持距离；只有公孙瓒、刘备这类出身贫寒的人，想要增强势力，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与商人密切往来。
公孙瓒对“富室”的宠爱，几乎无以复加，他不仅给予富商极高的政治地位，甚至通家联姻，歃血结拜。
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三人，皆与公孙瓒“定兄弟之誓”。
据《英雄记》记载，公孙瓒自号为伯，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
与公孙瓒至交的刘备，早年的个人气质与统治手段，与公孙瓒高度相似，对商贾也有特别的偏爱。
中山大商苏双、张世平；徐州大豪糜竺、糜芳；均是富甲一方的巨贾。
在宗法专制社会体系中，“财富体量”与“社会地位”并不挂钩。想要在大汉获得一席之地，其家族或“通经（儒教经典）”，或“仕宦”。
简而言之，想要获得政治地位，要么得是“学阀”，要么得是“门阀”。类似糜竺那种“单纯有钱”的商人，严格意义上属于富有的贱民，政治地位极低。
如果糜竺生在河北，无疑会被许攸、袁谭等“贪鄙之徒”吞没家产；如果糜竺生在中原，又有曹洪、刘勋等“豺狼无厌之辈”在磨刀霍霍。
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多寡无关，与州郡的直属上司有关。如果没有公孙瓒、刘备、陶谦等人的庇佑，糜竺等人的命运，大抵是家破人亡。
于是，商人只有依附公孙瓒和刘备这类寒门军阀自保；反过来，刘备和公孙瓒通过庇护商人，拓展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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