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收监，待禀明圣上，秋后处斩。”耿如杞叹气的甩了甩袖子，离开了校场的高台。
这些哗营索饷的军卒，最后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死。
和蓟门饥兵索饷不同，蓟门饥兵索饷是鼓噪，而大同左卫是哗营，这两者一种是向上陈述自己的诉求，一种是造反作乱。
自古造反作乱被平定之后，不连累家人，还得称颂一声圣上仁德天下无二了。
就连比较温和的宋朝，杀人放火金腰带，造反招安当大官的大宋朝，在平定方腊漆园起义之后，宋徽宗下令对苏松地区进行十抽一的杀令，以杀震慑。
朱由检收到耿如杞的奏疏的时候，也只能叹息，最终朱批了耿如杞请斩叛军的奏疏。
就如同耿如杞懊恼自己的马能再快一点，在大同左卫哗营之前，赶回大同一样，朱由检也有些懊恼，自己的罪己诏下的还是慢了些。
鼓噪索饷，朱由检不怕，总归是好说好商量，大明欠饷，饥兵索饷，何错之有？但是一旦哗营，那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这不是他没有仁德，而是叛乱被平定的必然下场。
朱由检的罪己诏下发之后，各地军镇的议论很多，这份罪己诏还包括着具体解决欠饷的倒计时，这方面是户部尚书毕自严立下的军令状，在逐渐稳定了京师的物价之后，户部有了更多的人手，对这方面进行清算。
各地军镇议论极多，但是他们对于大明皇帝是否能够解决欠饷，多数保持乐观的额态度。
这种乐观的态度，也让尚虞备用处的奸细们散播的谣言变得无力，各地军镇再没有鼓噪之声。
皇帝是天子嘛，天子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这就是军卒们乐观的原因。
但是朱由检作为大明的天子，他的确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封建时代，唯一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而现在大明绝大多数的土地，都掌控在勋戚、退休的官吏、当地的缙绅、巨贾、宗族头领手中，而这些人在大明中，连一分都占不了，剩余的九成九都是最普通的百姓。
其中最过于难缠的就是缙绅。
缙绅，是国家权力、法律统治无法、无力达到最基层时，一种必然的“中间商”产物。
大明在洪武年间，对贪官污吏的治理，同样对缙绅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打击，这种打击的力度，在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一直持续，这也是当年的鱼鳞册和皇册，可以十分有效统计的原因。
鱼鳞图册，是大明的丈量册，土地登记簿册，将房屋、山林、池塘、田地按照次序排列连接地绘制，表明相应的名称，是民间田地之总册。
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从事职业，划定户籍。
在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次划分鱼鳞册和黄册之时，河南、湖广、陕西、山西、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地的所有鱼鳞册和黄册的数字，和万历九年的大规模人口普查和田地普查，一模一样。
缙绅横行，勋戚、退休官吏、宗族首领、巨贾们主导的乡野公共事务的结果，就是基层社会彻底的丛林化，涉黑涉恶势力和地方土豪地主，把持整个基层社会，进而向着朝堂索要更多的权力。
“我们吃的饭、穿的衣、住的房、花的钱，都是大老爷们赏的，如果大老爷们不给，我们就吃不上饭、穿不上衣、住不上房，花不的钱，甚至请稳婆的钱都是大老爷给的，你凭什么说大老爷的坏话？！”朱由检看着手中的这份密谕，就是气的胸口疼。
这是一份密谕，一个锦衣卫问地里的老农，问他们对缙绅的态度，老农可不懂什么缙绅，在他们口中，那都是大老爷。
而大明的末年，正是这群看似有些木讷，甚至麻木的大明最普通的百姓们，拿着锄头、镰刀、木杆，将大老爷们的脑袋给砸了个稀碎。
其中就有他朱由检的脑袋。
张居正当年给出的答案是整顿吏治，张居正认为只要解决吏治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
所以他亲自担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取得了卓效的成果。
朱由检认为张居正作为一名政治家是极为优秀的，对于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如同班里的学神的答卷一样，照着抄一遍就行了。
这抄作业的第一步，就让朱由检犯了难。
当年张居正搞吏治整顿，也不是上了几封奏疏，和皇帝隔空商业互吹就实现了。
而是经过了很多繁琐的步骤。
比如第一步，京察。
京察，是吏部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讲究四格八法，洪武年间，三年一考。到了弘治年间，就成了六年一考了。
四品以上的官员，由皇帝亲自考察，四品以下的官员，则由吏部和都察院会同考察，考核不过关，就会被罢黜，削职为民。
但是这个京察的方式，却逐渐变了样，因为在天顺年间，对于谦完成清算的明英宗皇帝朱祁镇，将京察的方式，改为了自陈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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