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之前，我作为部队留下来的干部，从属于部队，享受的是部队干部的待遇。1952年4月，我光荣的加入共产党之后，由于职务上的提升，事情也越来越多。忙完1952年的抗美援朝动员有志青年参军过后，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
当时，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综合斗争，并集中学习了县委县政府转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我当时在舒塘蹲点，舒塘虽然不大，但是是一个水陆码头，情况复杂。我到舒塘后根据公安部下发的相关指示，开展了敌特党团分子的登记工作，通过警告、检举等上下结合的方式，逼使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人员及其国民党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主动交代身份，以便摸底排队，掌握敌对分子的情况。通过一个多月日夜排查，群众检举，二十多名反动分子浮出水面，分批进行了镇压，可谓卓有成效。这股反动势力的肃清，安定了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支援了抗美援朝、土改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3年10月我开始转入行政待遇（当时行政19级），并担任中共桃江县第三区委员会副书记，当时的书记是聂晴佳。1956年6月调县审干办对全县700多名干部进行全面审查。1957年1月调沾溪乡政府担任第一书记。
一九五七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而对于我来说，这一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
这年三月的一个夜晚，初春的寒意还没有褪去，春耕生产已搞得红红火火。这天晚上轮到我值班，半夜的时候听见一声喊“起火啦!”我一骨碌从军用床上爬起来，跑到政府院子外，闻到一股煤油味，木板房子己冒出了好大的火焰。我叫了几嗓子，周围的群众闻讯纷纷提水救火。我问是怎么起的火，有人报告说看见信用社会计贺迈先往河边跑。我丢下水瓢拔腿就追。追了一里多路看到了贺迈先的影子。我一米八的个子，贺迈先只有一米七不够，几步猛追到了他面前。我大喝一声:“贺会计，站住!”谁知，贺迈先他己有防备，一刀向我砍来。我用右手一挡，刀锋划过皮肤，顿时鲜血直流。看到穷凶极恶的贺迈先，我先想镇住他，跳到一边高声断喝道:“贺会计，现在是新中国，你能逃到哪去?你应该知道与人民为敌的下场。”贺迈先并不言语，又抡刀砍过来。这次我有了防备，趁了个空档来了个顺手牵羊，脚一伸将其绊了个狗吃屎，我顺势一脚踢在他屁股上。他将倒未倒之际，我拎住他的衣领，夺下他的柴刀。 经审问，贺迈先是因为对新政府不满，发泄私愤，火烧乡政府。回到政府院子，几名干部都回来了，将贺迈先捆了锁在杂屋，新调来的妇女部长乔晓燕(化名)看见我血淋淋的右手急忙帮我包扎。
乔部长当过军医，22岁，结婚不久，老公在部队，人长得挺漂亮，一米六的个子，喜欢穿军装，英姿飒爽的，有股豪迈之气。
这次值班，因为与贺迈先的生死搏斗维护了集体财产，并将贺迈先抓获，我荣立三等功，获得上级政府的嘉奖。由于受伤，在家里休养了几天。但毕竟年轻，很快就可以上班了。
转眼到了八月，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就快到了。中秋节的前一天，为布置节前的安全工作，乡政府召开了一次安全工作会议。因为事情多，讨论到晚上八点半。几个人开完会陆续回家了，我刚走到政府大院门外，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我。“潘书记，回家吗?”
我一看是乔晓燕，我说“是呀，你今天值日吗?”
乔晓燕说：“不是，又是。”都把我弄糊涂了。
“今天本来是老李值夜，但老李母亲病了在卫生所要人照顾，我反正一个人便和他换了。”乔晓燕告诉我，“今天月色好，我反正没事，我送送你吧，顺便聊聊天。”
于是我们一前一后向河边走。我忽然记起乔晓燕应该到部队去探亲，怎么又没去呢?乔晓燕叹了口气说，“他去执行任务，探亲延期了，下次探亲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说着已来到资水河畔，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不知名的秋虫在唱着听不懂的歌。成片的稻田，有的已收割，有的已插上秧苗，有的还铺着金黄的稻浪。 在经过一条水沟时，乔晓燕脚下一个趔趄，险些掉到水田里，我伸手扶了她一下，她却没站稳，几乎倒在我怀里。我闻见一股淡淡的香味，头发扫过我皮肤时感到有些头晕。这个时候才发现，乔晓燕洗过头发，头发还没干透，脸上红朴朴的苹果。今天没有穿军装，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白衬衣扎在裤腰里，鼓鼓的胸脯剧烈的起伏着。我想挪开眼晴，但怎么也挪不开。更要命的是，乔晓燕被我抓住了手并没有放开，而高挺的胸晡己顶在我的胸膛，我有些透不过气来，但我已不想逃开。长到二十多岁，虽然结了婚有了孩子，但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
不知什么时候，更不知道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我的手竟然放在乔晓燕的胸脯上了，正要离开，被一只手按住了。一个天籁般的声音在我耳边说，“今天不回家行不?”我鬼使神差地回到了政府院子，乔晓燕的房间里那种梦幻般的气息让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操守。
在过去了许多年后，对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既有一种迷离的向往但更多的是梦魇般的恐惧，因为那个夜晚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航向。 当我从乔晓燕身边醒来时，我的心情很复杂。
趁着晨雾回家，老婆已起来开始忙碌。见我顶着一头的露水，忙拿毛巾帮我揩干，开始做早饭。我突然感到很羞愧，发誓只此一次，永不再犯。但人这个东西却说不准，后来虽然尽量避免与乔晓燕独处，内心里又有一个声音怂恿自己去寻找机会。直到1958年我调离了沾溪乡才真正结束这场不该开始的游戏。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由此给自己人生埋下了不幸的伏笔。拿现在年轻人的说法叫，欠下了总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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